以色列媒体突然转向，加沙饥饿画面震动全国，42年前一幕要重演

以色列媒体突然转向，加沙饥饿画面震动全国，42年前那一幕要重演？

有些裂缝，一旦出现，就再也无法弥合。在以色列，这道裂缝，出现在了收视率最高的第12频道新闻广播里。

那段关于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报道，像一根针，戳破了许多以色列人赖以维持心理平衡的气球。画面里没有长篇大论的政治分析，只有最原始的冲击：骨瘦如柴的婴儿，胸腔的轮廓透过薄薄的皮肤清晰可见；孩子们围着一口空锅，眼神里是超越年龄的饥渴；一位母亲抱着生病的孩子，目光空洞，仿佛灵魂已经被抽走。

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画面不算新鲜，社交媒体和各大新闻头条早就铺天盖地。可对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自己最信赖的屏幕上，如此直观地看到这场战争的另一面——那张被饥饿与绝望扭曲的脸。

以色列女演员诺亚·蒂什比，一个常在国际上为以色列形象辩护的公众人物，在报道中显得有些无力。她说，你没法用以色列的视角去解释加沙的状况，因为画面太惨烈了，人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圆这个场。

这话说的，其实点到了一个痛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色列主流媒体内部形成了一种默契，或者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屏障。伦敦大学的媒体研究员阿亚拉·帕涅夫斯基看得很透彻，她指出，即便有加沙饥饿的证据出现，也多半被贴上“哈马斯宣传战”的标签。

舆论场上的主流逻辑是：要么质疑这些事实的真实性，要么就把责任一股脑推给哈马斯，甚至认为这是某种抹黑以色列的阴谋。这套说辞，在战争初期非常有效，因为它迎合了整个社会在遭受重创后的同仇敌忾。

可当第12频道的主持人约尼特·莱维，在报道结尾处，用一种近乎自省的语气说出：“或许我们是时候明白，这不是公关的失败，而是道德的失败”，整个社会的舆论场都为之一震。她的话音未落，批评就如潮水般涌来。这恰恰说明，她触碰到了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活在自己构建的叙事里。以色列民主研究所最近的一份民调数据，就像是给这股暗流提供了注脚：只有34.5%的以色列犹太人，还相信本国媒体充分报道了加沙的真实情况。连自认为是右翼的民众都对此抱有怀疑，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历史的某个拐点——1982年的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

那是在第一次黎巴嫩战争期间，以色列军队已经占领了贝鲁特。他们封锁了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然后放任黎巴嫩的基督教长枪党民兵进去“清剿”。结果，在以色列士兵的眼皮子底下，一场持续了近两天的屠杀开始了，多达350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包括大量的妇女和儿童，惨遭杀害。

当屠杀的惨状和那些令人不忍卒睹的照片传回以色列国内，整个国家都沸腾了。特拉维夫爆发了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四十万人走上街头，这在当时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那种来自民众的巨大压力，最终迫使政府从贝鲁特撤军，并成立了国家调查委员会（著名的“卡汉委员会”），彻查以军在大屠杀中的责任。那场战争，也因此画上了一个虽不光彩但却明确的句号。

历史从不简单重复，但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

今天加沙的饥饿危机，与当年的萨布拉和夏蒂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初广泛的民意支持，随着时间推移和己方伤亡的增加而慢慢消磨。都需要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事件”或“画面”，来刺穿公众的心理防线，迫使人们直面战争的残酷真相。

但今天的以色列，与1982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源于2023年10月7日那场袭击带来的巨大创伤。那场屠杀对以色列社会造成的心理冲击是深层次的、代际的。它让许多以色列人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受害者，任何对敌人的同情，都等同于对自身的背叛。

这种心态，在民调数据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超过四分之三的以色列犹太人认为，政府在军事行动中，根本不应该考虑巴勒斯坦平民的苦难。这种近乎冷酷的共识，是1982年时所没有的。

另一个不同，是今天的媒体环境。1982年，主流媒体拥有定义议程的绝对权力。而今天，社交媒体制造了无数个信息茧房。人们可以轻易地过滤掉所有让自己不适的信息，只看自己想看的内容。这使得形成全国性共识的难度，远超当年。

那么，以色列社会真的在转向吗？

要说大多数以色列人因为同情巴勒斯坦人而希望停战，那恐怕是过于乐观了。国家安全研究所6月份的另一份民调显示，虽然有53%的以色列犹太人赞成结束战争，但驱动他们的，并非道德上的不安，而是一种普遍的“无力感”。

在他们看来，哈马斯已经被打残了，但又没能被彻底消灭。人质一个也没能通过军事行动救出来，反倒是自己的士兵还在不断阵亡。这场仗，打得越来越像一个没有尽头的泥潭。人们累了，不是因为心软了，而是因为觉得不值了。

这种心态非常微妙，它混合了创伤后的脆弱、对政府无能的失望，以及对战争前景的迷茫。内塔尼亚胡政府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一直在竭力煽动那种“我们很脆弱，必须强硬”的情绪，用外部的威胁来掩盖内部的困境。

所以，加沙的饥饿画面，不太可能像当年的萨布拉和夏蒂拉一样，瞬间引爆一场道德海啸，迫使政府改弦更张。今天的以色列社会，心理壁垒更厚，政治极化更严重。

但是，第12频道的那段报道，就像是在这厚厚的壁垒上，凿开了一个小孔。光，正从这个小孔里透进来。它或许不会立刻照亮整个房间，但它让房间里的人第一次意识到，外面还有一个他们不曾了解、或者说不愿了解的世界。

这种变化，不是突如其来的良心发现，更像是一种缓慢的、痛苦的、被迫的清醒。当复仇的快感消退，当战争的代价变得难以承受，当最初的目标变得遥不可及，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的意义。

加沙的饥饿，正在从一个以色列的“国际公关问题”，慢慢内化成一个以色列的“自我认知问题”。它像一面镜子，照出的不仅仅是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更是以色列自身正在面临的道德与战略的双重困境。历史的转折，往往不是源于一声呐喊，而是始于一阵疲惫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