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愧对长春父老百姓——郑洞国

摘要：

长春，原本风光旖旎，此刻却满目凄凉，城内外尸横街巷，疮痍满目，宛如人间炼狱。那场灾难，亘古未遇，长春人民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与牺牲。每当忆及长春围城时的惨烈景象，我仍心有余悸，对长春人民所经历的深重灾难和巨大牺牲，心中充满了无尽的痛苦与愧疚，我深知此生此世，都将无法对长春的父老乡亲们有所交代。

长春围困战，作为第二次国共内战中的一场重要围城战役，发生在我省长春市。在围困战的尾声，守城方采取了措施，将城内居民疏散至城外，口号是“只许出哨卡，严禁入哨卡”。解放军在持续围困的同时，努力开辟生命通道，对处于敌我封锁线之间的难民进行“紧急收容与救济”。然而，由于大量难民在出城前已面临粮食短缺，救援工作未能及时到位，最终导致十余万至数十万难民因饥饿而丧生。

当时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及长春守卫总指挥的郑洞国，在其所著《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中，对那段悲痛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在书中，郑洞国直言：“正是我的这种固执立场，导致长春民众遭受了更长时间的苦难，这成为了我心中永远的痛，每每想起，便不禁悔恨不已。”

郑洞国

1948年三月末的长春，已被解放军重重包围。除了城郊仅存的大房身机场之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均已中断。城内粮食与燃料告急，军队士气低迷，民众则陷入了极度的惶恐与不安之中。抵达长春之际，我迅速展开防务整顿，致力于安抚民心，确保长期坚守。具体措施包括：“强化工事设施，严密监控机场，稳固内部秩序，积极采购粮食。”

当时，城内驻守的部队主要由新7军与第60军构成，此外，还包括第1兵团直属部队、长春警备司令部所辖的各部、新1军留守处所辖的部队、青年教导第1团、吉林师管区、联勤第16兵站支部以及驻长春的空军部队等。与此同时，尚有若干地方保安部队参与，总计兵力超过十万。

新7军，由陈诚将军于1947年冬季以新1军的新38师为核心，融合了原保安第12支队改编而成的暂61师，以及由刘德溥部保安区改编而成的暂56师，经过扩编而组建，其总兵力达到三万余人。新38师的原师长李鸿，被任命为该军的军长。在这支部队的三个下辖师中，新38师自从进驻东北以来，虽然历经磨难，遭受了损失，但依旧基本保留了驻印军时期的骨干力量。经过不断补充，兵力扩充至约一万二千人，装备水平也相当优良，堪称长春守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此时，新1军的参谋长史说将军担任师长一职；暂56师的前身原本是伪满铁石部队，后来经过收编，从关内空运至东北，在战场上屡屡遭遇败绩。改编为暂56师时，尽管拥有七千余人，但战斗力极为薄弱。原师长刘德溥后来因与暂56师原本同为伪满部队的暂58师王家善部在营口发动起义，担心其不稳定，因此调任新7军参谋长张炳言接任师长职务。暂61师则是从地方团队改编而来，尽管经过训练，人数也超过七千人，但战斗力仅略强于暂56师，由原新38师副师长邓士富担任师长。此外，该军还设有直属部队，共有四千余人。实则，被誉为“王牌军”的新7军，实则唯有新38师尚能战，而其余两师不过徒有虚名而已。

第60军，作为云南驻军，其历史源远流长。全军编制约三万余人。自进驻东北以来，该军屡遭解放军的猛烈打击。特别是在1947年冬季的永吉守备战中，损失惨重。尽管后续进行了人员补充，但始终未能恢复往日的生机。该军下辖三个师，其中182师兵力约一万，实力雄厚，师长为白肇学；暂21师兵力约九千余人，战斗力相对较弱，师长为陇耀；暂52师原为交警总队改编，在永吉时期被调入第60军，编制约六千余人。然而，该师内部构成复杂，训练不足，几乎不具备战斗能力，师长为李嵩。此外，第60军还设有预备师，编制约七千人，主要由新兵组成。

依据我于三月中旬制定的长春城防计划，新7军与第60军被部署于中山路及中央大街一带。(今斯大林大街)以界线为分界，新7军负责守卫西部区域，而第60军则负责东部区域的防御。进入3月下旬，我再次抵达长春后，除了指令新7军所属的暂56师加强西郊大房身机场以及西门至机场一线的防御力量，并着令第60军派出暂52师控制东郊城防工事周边的高地与独立据点之外，并未在兵力和装备上做出显著的调整。

长春地处东北地区核心地带，作为连接中长路、长图铁路以及东北各铁路线的重要交通要塞，其战略地位尤为关键。在东北沦陷时期，伪满洲国将其定为“首都”。

在日军的占领岁月里，城内街道及其周边地区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永久性及半永久性防御工事，包括碉堡、壕沟、坑道和瞭望台等，设施完备，无所不有。位于城心的关东军司令部、退役军人协会、空军总部以及大兴公司等四座雄伟的建筑，分别坐落于十字路口的四个角落。其中，关东军司令部、退役军人协会和空军总部的地下室均由坚固的钢筋水泥结构构成，设有地道，穿行于宽阔的马路之下，相互连接。这些地道配备有笨重的铁闸门，用以实现彼此间的隔离。而四座建筑的上部结构均以厚重的墙体、铁制窗户和钢筋水泥屋顶为特点，坚固无比，即便是中型飞机投下的炸弹也难以对其造成损害。

伪满中央银行旧址

沿着向南延伸的中央大街西侧，坐落着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这座建筑坚不可摧，其外墙悉数由花岗石构筑，厚度超过一米。内部空间宽敞，足以容纳大量弹药、粮食和淡水，并且具备自发电能力。我的兵团司令部便设于此。市内主要街道的宽度大致在六十米左右，街道之间以及各大建筑周围，都精心留有宽敞的草坪和花园，为火力发挥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关键街口还建有水泥地堡。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后，自1947年秋季开始，在市区周边构建了大量钢筋水泥地堡，并通过战壕相互连接。城池四周还挖设了宽三米、深二米的外壕，壕内设有纵射火力点，壕外则布满了铁丝网等障碍物。在长春，依托于日本侵略军遗留的工事，城市已构建起一套现代化的防御体系。受命镇守长春，我秉持持久防御的战略思想，加紧了对既有防御设施的巩固与完善。以市中心为战略核心，我构筑了多层防御体系，并在市内市外部署了多重防线。同时，我亦不遗余力地亲赴各关键区域进行实地考察，并亲自监督各部队加强防御工事的建设，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巷战挑战。我特意下令在各阵地增设隐蔽的侧射与斜射火力配置，旨在充分发挥各类火器的最大效能。

为强化第60军的战斗力，并巩固长春东半部的防御体系，我已作出决定，将新7军的部分车辆、火炮等重型装备划拨给第60军，同时将新7军的一个重炮连纳入其指挥序列。

经过不懈努力，我坚信长春城的防御坚不可摧，足以与解放军展开一场激战。

在整治长春防御体系的过程中，我深感棘手的便是如何妥善处理那些地方性的杂牌军队。多为地主武装。战力弱，扰民多。为确保城内秩序稳固，我最初下令严禁他们入城。日后的岁月里，那些游杂部队的所谓“司令”们频繁上门，向我索要金钱与粮食。他们各自宣称拥有数千甚至数万之众的部队。我派遣人员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其中不乏“无兵司令”，亦或是有意夸大人数，意图借此骗取资粮。情况更是糟糕，他们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和部队，竟然爆发了内斗。时常目睹某些部队存在数位司令的现象，致使局面变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于是，我毅然决然地挑选了一批素质较高的士兵，编组成了两个骑兵旅，同时将新7军收编了一个骑兵团，部署他们负责市区防御。其余部队则被果断地驱逐出城，任由他们自行存亡。此举让城郊的百姓再次遭受了灾难。那些原本就纪律松懈的反动地主和胡匪，在断绝了粮饷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将劫掠视为生路。他们所到之处，焚毁掠夺，无所不为，使得民众对他们的恨意更深。然而，此时我已无力顾及这一切，只能听任事态发展。

为提振士气、加强内部凝聚力，并稳固军政官员们持之以恒的信念，我借鉴了蒋介石先生创办中央训练团的模式，举办了多场短期干部培训班，并实行轮换制度，挑选干部进行培训。首先，四月，吉林省军政干部训练班正式开班，我受命担任主任一职。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省民政厅长兼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省保安副司令李寓春将军等担任副主任。学员主要来自永吉，包括国民党吉林省政府、永吉市政府、吉林省政工大队等机构的工作人员，总计约四百余人。结业后，他们被分别派遣至吉林省保安旅担任下级军官，或在长春市政府任职。五月，新7军亦开设了一期干部训练班，旨在培训该军的连排级干部。进入七月至九月，我更是亲自在励志社举办了三期兵团干部训练班，主要面向第1兵团直属机关、新7军及第60军师级以下干部进行培训。在这些培训班中，我每次都亲自主持并发表讲话，以此鼓舞士气。然而，随着9月下旬局势的急剧恶化，这种培训班不得不被迫暂停举办。

此外，在五月和六月间，身为省主席，我责令教育厅着手整顿长春市的学校，并组织学生，以防止发生骚乱。然而，随着粮食短缺问题的加剧，大多数学校不得不暂停运作。为了妥善安置来自四面八方的流亡学生，我们组建了一支幼年兵团。随后，长春市的高小和初中生亦被纳入其列。此举旨在将他们集中管理，既可防止他们因饥荒而亡，又能避免他们四处生事，扰乱治安，同时也作为强化内部团结的一项举措。我更希望在这座被围困的城市中，能够保持教育的声音不断，以此来稳定民心。

鉴于巩固长春之需，第60军堪称关键力量。为缓解该军因长期遭受偏见而累积的不满情绪，我抵达长春后不久，便推荐曾泽生将军兼任第1兵团副司令一职，以此笼络人心。在日常生活中，我常邀请曾将军至家中共进晚餐、畅谈心事，相互交流观点，致力于构建一种私交层面的互信与友好关系。在长春坚守的日子里，我与曾泽生将军的关系颇为融洽，即便在全国解放之后，我们依旧保持着频繁的交往。然而，要完全消除所谓的“王牌军”与“杂牌军”之间的隔阂，实属不易。因此，我不得不在私下里反复提醒、叮嘱担任长春警备司令的李鸿将军以及新7军的将领们，要牢记与第60军“同舟共济”，加强团结。面对两军之间偶尔出现的小摩擦，我多采取调解、缓和的态度。

5月20日，蒋介石先生在一场“竞选”的喧嚣之中脱颖而出，于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的“总统”之职。为了广为宣传，并提振士气，我特地命令在长春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活动结束后，在长春警备司令部的领导下，新7军与第60军携手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当日，我与长春地区所有的高级军政官员一同出席了这场庄严的仪式。阅兵队伍主要由新7军的新38师和第60军的182师等组成。然而，那个时刻，我们普遍感到前路未知，忧虑重重。身为长春地区的最高军政领导者，我虽勉力振作，口出豪言，以激励民众士气，内心却难以掩饰那份空虚之感。

据我掌握的可靠情报，自五月份起，长春周边的解放军部队调动频繁，而且有大量部队接连抵达。据估计，加上原有的围城部队，总兵力可能达到三四个纵队之众。据此判断，解放军极有可能首先对长春发起攻击，随后转向南进，应对沈阳和锦州的局势。尽管长春的城防固若金汤，然而在当前士气和民心的情况下，它能维持多久，我内心毫无定数。眼见全副美式装备的新38师队伍整齐划一地走过检阅台，我不禁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哀愁。此师为我所熟知，且我深感自豪，其在抗战岁月里，于印缅战场上一展雄风，屡创辉煌，堪称闻名遐迩的抗敌劲旅。自踏入东北，投身内战以来，这支部队昔日的英勇与战斗力屡遭挫败，士气亦随之低落。如今，他们又随我陷入这等困境，未来又将面临何种命运，实在难以预料。正当我陷入沉思之际，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便站立于我身后。参谋长职位空缺。轻抚我的手臂，他低声说道：“司令官，检阅已圆满完成。”我凝神望去，果不其然，街巷间空旷无人，两旁的观众也纷纷散去。这场本应热闹的庆祝活动竟草草收场，四周的气氛宛如一场葬礼。

翌日，我亲自指挥长春守军向飞机场方向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攻势。此次行动是我与杨友梅、曾泽生、李鸿等将领共同策划的，旨在在解放军发动攻城战之前抢占先机，消除解放军对机场的威胁和干扰，确保机场的安全。此外，还计划搜集一些粮食。

当日的拂晓，新7军新38师的主力部队与暂编第61师一部，突然自西门发起攻势，循着飞机场北侧，向西北方向发起猛攻。紧随其后的预备队——第60军的182师，亦迅速跟进。起初，战局似乎颇为顺利，解放军仅进行了小规模的抵抗，便接连撤退。新38师在当天下午便占领了位于长春西北约六十里处的小合隆镇。听闻此消息，我心情愉悦，遂与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等人驱车前往小合隆镇一带进行巡视。小合隆镇地处偏僻，仅有几十间简陋破败的房屋，新38师的临时师部便设于此。我在师部简要了解了相关情况，并指示新38师师长史说，要迅速在附近地区进行清剿，搜集粮食；同时，派遣部分部队在大房身机场外围构筑防御工事，以阻止解放军进入火炮射程之内。黄昏来临前，我与杨友梅将军等人急忙返回城内。

24日，局势突变，解放军趁长春守军主力北撤之际，迅速调集大量兵力，从东西南三面合力围攻长春城。他们更以超过两个师的兵力，对西郊的大房身机场发起猛攻。负责守备该机场的暂56师一个团，在激战中迅速溃败，几乎被全数消灭，机场遂落入解放军手中。随后，防守长春西门至机场一线的该师其余部队也遭受解放军的猛烈袭击，损失惨重，残余部队只得慌乱撤退入城。此刻，长春四周烽火连天，炮声震耳欲聋，城内人心惶惶，各路部队指挥官纷纷向我发出紧急报告，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中了解放军的诱敌策略。在这紧急关头，城内精锐部队均已外出，若再拖延不决，长春城防将面临极大危险，更甚者，驻扎在长春市外的两个半师也可能面临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险境。察觉形势愈发严峻，我立刻作出决策，将新38师等出击部队紧急撤回。同时，我命令史说率领新38师以及暂61师的一部分，趁解放军尚未稳固立足，迅速夺取机场。

当午时分，新38师与盘踞大房身机场的解放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史说率先派遣两个团的兵力对机场发起猛攻，同时以大炮轰击机场外围的坚固防御点。在双方激战正酣之时，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一部突然从侧翼发起了猛烈的夹击，攻势迅猛异常。负责掩护新38师右翼的暂61师部队顿时被击溃，部队成员四处逃散。解放军趁胜追击，一路逼至通往机场的公路旁的新38师师部附近，双方展开了近距离的激烈交战。此时，解放军的人数不断增加，攻势愈发猛烈，新38师直属部队逐渐感到难以抵挡，出现了动摇迹象。在场的军官们见状，纷纷劝说史说先撤回炮兵，然后率领师部和后续的一个团撤退。史说深知一旦撤回炮兵，军心会更加动摇，即便自己能够带领后卫团侥幸逃脱，前方的两个团也必定会遭到全歼。因此，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坚守阵地。他一边下令炮兵和所有轻重武器对解放军进行猛烈反击，一边指挥后卫团迅速赶往前线进行支援。面对众人纷纷退缩的景象，史说既怒又急，于是命令卫士就地铺开被褥，自己躺上去，怒斥道：“我就在这里待着，看谁敢后退！”部下见主将如此坚定，不忍离弃，只得回身全力奋战。不久，后卫部队及时赶到，解放军略作撤退。史说趁机撤回攻占机场的两个团，并紧急集结溃散的暂61师部队，匆忙退回城内。解放军察觉目标已大致实现，加之长春城防坚固，难以攻克，便也撤军离开。

此战我方损失惨重，不仅一粒粮食未获，而且部队亦遭受了极大的伤亡。暂56师损失惨重，兵力超过两个团被全歼，仅集结残部得以两千余人。与此同时，暂61师亦遭受重创，约两个营的兵力损失。而新38师则幸运地保持基本无损。最令人痛心的是，航班在机场遗失。自此，长春与沈阳之间那条唯一的空中通道彻底中断，守军只得退守城内，再也不敢轻易发动大规模的出击。

解放军在攻克长春西郊的大房身机场之后，似乎放弃了猛攻强打的策略，转而实施了长期围困的策略，对长春的包围圈进一步收紧。同时，在战术层面，解放军的策略亦由昔日的远程困扰转变为近身逼近。双方交火前沿，近至百米之遥，远亦不超过千米。零星的炮击和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往昔，长春守军尚能依赖空运维系补给，并时常派遣小股部队外出劫掠粮食，然而，随着机场的陷落，部队被封锁于哨卡之内，无法动弹，这无疑使得原本已极其严峻的粮食与燃料供应问题愈发棘手。

受命守卫长春之际，市区内外居民总数已超过五十万，再加上驻军、军官家属、公务员及警察，总人数逼近七十万。我立刻意识到，若要长期坚守阵地，粮食供应无疑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甫一上任，我便果断决策，在解放军尚未完成合围之际，抓紧时间抢购军粮。为此，除专门拨付“东北流通券”，由新7军、第60军及保安旅等部队自行组织采购外，还指令吉林省粮政局和长春市田粮管理处协助抢购。自三月中旬至五月中旬，我们总共采购了约三百万斤军粮。新7军驻扎长春时间较长，自1947年冬季以来，已储存了一定数量的粮食。随后，他们又从商人手中购入大量因交通中断、无法外运的大豆和豆饼，用作马匹的饲料。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亦购入一批大豆，作为市属公教人员的粮食储备。而第60军则是新调入长春的，缺乏粮秣储备，除了现购现用外，不得不从新7军的储备中分取一半作为备用。大约在四月中旬，我曾叮嘱尚传道先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工作。统计结果最终显现，鉴于当时的市区居住人口数量与现有粮食储备，市内的粮食供应预计仅能维持至七月末。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整日忧心忡忡，焦虑不已。一方面，我多次发电报给卫立煌将军，要求他务必加快空运补给的进程；另一方面，我命人竭尽全力在市区及周边地区继续搜罗粮食资源。

自6月份起，长春城被解放军严密包围，郊区粮源逐渐枯竭，市区内的粮食储备亦日渐稀薄。随之而来的是粮食投机行为的猖獗，粮价急剧攀升，市场陷入一片混乱，民众的焦虑情绪愈发严重。虽囤积的粮食数量不多，但其对市场的冲击却不容小觑。最初，高粱米的售价仅为几元每斤，然而，其价格最终竟攀升至高达三亿元每斤。飞机空投的万元大钞已沦为无用之物，我不得不求助于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面额高达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亿元的本票。直至长春即将解放之际，一两黄金也难以兑换几斤高粱米，货币的实际功能已然丧失。那时，市内税款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税务人员的日常饮食，这种做法徒增民怨，对财政亦无裨益。于是，我果断下令暂停所有税收征收。随之，那些整日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省政府工作人员也相继被遣散。鉴于国民党在吉林省的势力范围仅限于长春市一地，省政府的名号实则空有虚设。。

最令我恼火的是，新7军中部分军官私下从事粮食投机，此行为一经揭露，恶劣影响迅速蔓延。为确保民心稳定，我即便面对李鸿、曾泽生两位将军的多次恳求，也毅然下令处决了一名营私舞弊、倒卖军粮的军需官员，借此警示他人。然而，对于其他涉案人员，我并未深入追查，毕竟我亦忧虑行动过激可能引发不测之变。

当时，新7军的境遇相对较为宽裕，而第60军的处境则极为严峻。自自长春沦陷以来，我军将士起初以豆饼与高粱米为食，及至高粱米告罄，只得转而前往酒坊搜集陈年酒糟。然有些部队甚至酒糟也难以觅得，无奈之下，唯有采取抢夺的方式。尤其是第60军暂52师的官兵，每逢看到哪家居民的烟囱升起了炊烟，便纷纷抢夺粮食，使得那一区域的居民们连基本的粮食都不敢用来烹饪，怨声载道。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和《长春日报》上公开披露了这一情况，并倡导“宁愿饿死也不抢夺粮食，宁愿冻死也不拆毁房屋”的原则。这一举动激怒了曾泽生将军，他为此特地找我进行抗议，情绪激动。我不得不对他进行一番安抚，并代表尚先生作出了一些解释，委婉地劝他尽可能地约束士兵，以免发生意外。

粮食紧张，城内燃料将耗尽。一些部队与机关纷纷将无人居住的房屋拆毁，用以生火取暖，随后甚至将市内的树木和柏油路面进行砍伐与挖掘。尽管相关部门屡次发布禁令，但情况依旧没有得以改善。为应对燃料短缺的困境，我曾尝试在长春东郊挖掘煤矿。为此，我派遣了第60军的第52师，从农学院出发进行远征，然而，他们很快便遭遇了解放军的猛烈反击，损失惨重。该师第3团的团长彭让以及两百多名官兵英勇牺牲，其余部队只能溃不成军，仓皇撤退。

我深知当前局势已难以为继，一面紧急向卫立煌将军请求加速空投粮食，一面动员各军师长联名向蒋介石先生发出电报，详细陈述长春守卫的艰辛，恳请他迅速想出对策。不久，我与各路军师长官均收到了蒋先生的复电。电文中，他不仅以温言慰藉我们，更强调了无论如何必须坚守长春，静待他派遣的大军前来支援。在发给我的个人电报中，蒋先生更是特别指令，要求我将长春城内民众的所有物资和粮食悉数收归公有，严禁私人交易。随后，政府将根据人口数量进行粮食的计量分配，以确保我们能够共同度过眼前的困境。

我深知蒋先生的此番指令实为“杀民养军”之举，然而在无奈之下，我唯有寻求其他出路。于是，我分别向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和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请教，寻求可行的应对之策。面对蒋先生的指令，众人纷纷摇头，断然表示坚决不可行。他们认为，若是依此行事，城内必将陷入一片混乱。经过深思熟虑，我最终回电蒋先生，表明执行该命令的难度之大。为确保粮食管理工作的有序推进，我决定再次委派崔垂言先生、尚传道先生等专家，共同着手编制一份《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的草案。文中规定明确：民众可保留自用粮食至九月三十日，余下粮食一半需售予政府作为军需物资，另一半则可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各保设粮食管制委员会，由保内粮食短缺的市民选派代表参与其中；粮食的买卖必须遵循政府设定的价格，严禁恶意炒作粮价；任何违反此法令的行为，都将受到极刑的处罚。

该法令当时被称作“战时粮管法令”一经公布，便有部分与军队暗中勾结的商人，依仗背后的势力，仍旧我行我素，抬高粮价，抢购粮食。对此，我甚为愤怒，遂亲自下令处决了三名被查获的“不法”商人。此后，市场上的情况虽稍有改善，然而民间存粮毕竟有限，历经多次波折，粮食的搜集并未有显著增加。

步入8、9月，长春已逼近山穷水尽的境地。因军队长期食用豆饼和酒糟，众多官兵患上了浮肿之症，身体虚弱至无法行走。各部队的指挥官以及地方行政官员几乎每日都前来求助，希望能解决他们急迫的粮食和燃料需求。面对此情此景，我焦虑不已，以至于食不知味，夜不能寐。我曾构思在市区内宽敞的马路基础上，开辟一座简易机场，以便实施空运。然而，工程仅启动不久，便遭遇了解放军的猛烈炮击，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无奈之下，我不得不屡次恳求蒋介石先生与卫立煌将军加大空投的力度。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我不断电报催促，飞机的抵达却愈发稀少。起初，每天还能看到十一二架飞机进行空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降至每天三四架，而且每逢阴雨天气，空投便被迫暂停。如此微薄的粮食补给，对于十万大军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燃眉之急。更令人头疼的是，空军与新7军之间曾有过摩擦，导致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采取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飞机飞行高度过高，且未依照规定的方式投放物资，结果往往导致大量粮食误投到解放军的阵地，这让官兵们愤怒不已。

我曾规定，每次空投的粮食，由兵团司令部负责收集，统筹分配各部队。但由于空投不准确，一些米包落到指定地点以外，立刻引来成批饥饿的军民蜂拥抢夺，甚至彼此展开械斗。我怕引起大的混乱，亲自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大意是：今后凡有违反法纪，胆敢擅自藏匿空投物资者，一经查实，将立即就地执行枪决。尽管如此，此类事件依然时有发生。因为在极度饥饿的威胁下，人们已经无法再受到纪律和命令的有效约束。

当时军队的粮食短缺问题如此严重，普通市民的生活境遇更是雪上加霜。7月来，市内现饿殍。众多民众因粮食用尽或被军队掠夺一空，无奈只得依赖树叶与草根维生，导致因极度虚弱而病亡或饿毙者日渐增多。街头巷尾，有人行走间突然倒地，就此命丧黄泉，尸体无人得以安葬。街市之上，甚至演变成了出售人肉的骇人听闻事件。尽管我已下令彻查此事，但终究不了了之。

在那个年代，长春市区频繁出现弃婴的身影。这些孩子们因饥饿而变得骨瘦如柴，其中一些生命垂危。每当有人听闻他们痛苦至极的哭声，都会感到心碎不已。若非战争逼迫至绝境，又怎会有父母狠心将亲生骨肉弃之不顾？起初，我试图联系当地的慈善机构来安置这些孩子。接着，我又努力动员军队家属进行领养，然而遗弃的婴儿数量不断攀升，有时一天就有近百名，如此庞大的数字实在难以容纳。结果，许多孩子因缺乏照顾而不幸夭折。

大约在8月初旬，蒋介石先生在庐山紧急发出电令，指示我需将长春城内的居民疏散至城外，以缓解守军的压力。据此，我下令启开通往沈阳和永吉的两条道路，允许民众离开市区。然而，由于到达解放军阵地前需核查身份，导致众多携家带口市民聚集于南郊与东郊两军阵地间的空旷地带，一时间既无法外出，又难以退回。更有不法之徒趁机劫掠财物与食物，使得百姓们苦不堪言，哭声震天，终日不息。后来，这些地方饿殍遍野，病死之人难以计数。据悉，长春解放时，城东、南郊等地掩埋的尸体竟达数万具。

长春，这座曾被誉为美丽的城市，此刻却满目凄凉，城内外尸横遍野，宛如人间炼狱，人民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劫难！多少年来，每当回想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不禁心有余悸，对于长春人民在那时所承受的深重灾难与巨大牺牲，我更是深感痛苦与愧疚，余生都将对此抱有深深的歉意，无法对长春的父老乡亲有所交代！

遗憾的是，尽管我已深刻认识到长春守军覆灭的命运在即，内心对当初踏入东北参与这场内战的决定深感懊悔，然而，那种愚昧的忠诚与孝顺的封建观念依旧束缚着我的思维。我一度误判，不论国民党如何腐败，不论局势如何严峻，我跟随蒋先生已数十年，唯有倾尽全力，坚持至终，方能为军人的“气节”留下尊严，对蒋先生亦能无悔于心。因此，尽管内心痛苦与绝望至极，我仍强自镇定，竭力支撑，坚守初衷，未曾动摇。我的这种固执，使得长春人民承受了更长时间的苦难，对此，我事后深感懊悔与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