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解读晚清西行漫记

百年前的某个黄昏，宣统二年庚午岁末，农历十二月初七日，即公元1911年1月7日傍晚七时左右，天津的士绅温世霖正于家中享用晚餐，忽有两三名警官破门而入，将他紧急传唤至警察局。三日之后，温世霖因力主立即召开国会，被处以“流放新疆，严加管束”的处罚。当时身为北洋法政学堂学生的李大钊，积极参与了这一运动，并在母校十八周年校庆之际，回忆起这段不平凡的往事。尽管温世霖对学生们的激进立场持有保留，但他仍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

陈夔龙，时任直隶总督，在《梦蕉亭杂忆》中追忆道，天津有一无赖之徒，混迹学界，竟敢“聚众罢课，通电全国”，险些引发一场难以收拾的巨变。于是，当局“密令逮捕，立即电奏，将其发配至新疆流放”。在缺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温世霖之被捕，实则更像是一场绑架。尽管天津的政治运动因此受到波及，幸而各地媒体竞相报道此事，社会各界纷纷展开营救行动，使他并未因此事件被视为同谋而受到牵连。

《昆仑旅行日记》系温世霖百年前所著，记录了他那趟漫长而艰辛的“西行漫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在一家打折书店发现了这部厚重的著作。这本书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我对近代以来的日记与书信有着特别的偏爱。尽管日记与书信往往以个体视角为主导，但它们的优势恰恰在于它们仅代表了一种声音、一种见解，从未自诩为客观与公正的化身。

此前我对温世霖一无所知。直至阅读了书中附录的文章，方得知他出身于天津的一所学府世家，与南开大学的创立者张伯苓、严范孙家族有着深厚的渊源。天津便有两大温姓教育世家，其一便是温世霖家族，另一则是温瀛士家族。温世霖家族在1905年创立了普育女子学堂，而温瀛士家族则于1930年创办了第二所普育女子学堂。普育女子学堂被誉为“北方女学之始”，温世霖的母亲担任了首任校长，并于1923年离世，孙中山先生曾赞誉她为“民国贤母”。

当代人对流放的认知，多数源自《水浒传》的描绘。林冲遭受流放之苦，途中关卡重重，若非鲁智深鼎力相助，恐将陷入“自寻死路”的境地。两位解差董超与薛霸对林冲的待遇如同严冬般残酷，毫不留情。后来，卢俊义亦被流放，董超与薛霸再度联手，故技重施，最终被燕青了结，此举亦可视作对林冲的复仇与慰藉。相较之下，温世霖的命运要幸运得多，他所遭遇的解差宛如春日暖阳，一路上对他照顾有加，你肩挑重担，我牵马前行，共同迎接朝阳，送走晚霞。

董超与薛霸伴随林冲自开封跋涉至沧州，然而清代的司法体系与此有所差异。温世霖在旅途中历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乃至新疆等地，每到一地，均需更换文官与武官各一名以担任解差之职。

起初，前两位解委因程序缺失、公文缺失，自觉心中有愧，言语间略显犹豫不决。加之彼此相处时间不长，未能建立起深厚的感情。随后，各地解委均与温世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河南的两位解委，温世霖赞誉有加，称其一“慷慨大方”，另一位“细致入微，令人感怀”。在他们离别之际，彼此紧紧握手，场面令人唏嘘不已，让人不禁联想到江淹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和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在后来的离别场合，温世霖也曾引用江淹的名句，感慨“当时之情景似之”。在陕西，两位解委与温世霖一同经过临潼县，夜晚一同前往华清池沐浴。温世霖视力初愈，行动不便，在解委的搀扶下，安然踏入池中。在西安，正值除夕之夜，其中一位解委送上了岳母亲手制作的黄河鲤鱼、蟹黄等美食。

甘肃解委李子珠尤为独特，温世霖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极开通，颇有肝胆，与余一见如故”。此说绝非客套。李子珠听说温世霖案发缘由，极为打抱不平，建议温世霖家人上访，温世霖感慨：“李君古道热肠，令人感激”。到了兰州，李子珠拿出家藏三十年老花雕，设宴招待温世霖，并建议其纳妾，理由是：“遣戍者孤身至新（指新疆——引者按），恐有监禁之虞；若携家眷，则可通融，在城内赁屋居住。”李子珠称家中有侍婢两人，可供选择，但被温世霖谢绝。

温世霖遣戍新疆与直隶总督直接相关，甘肃藩司系直隶总督胞叔，李子珠因为与温世霖来往受到牵连，停职三年，解委也换为他人。但李子珠毫不介意，依然与温世霖来往，不仅送去翅、参、鸡、鸭和绍酒，还表示“一介微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愿意失去温世霖这位良友。温世霖非常感动，称：“风尘知己，邂逅订交，不谓龌龊世界中，尚有此肝胆照人，侠骨冰心之同志。一念及此，不禁热泪纵横矣。”从第一印象之“颇有肝胆”到日久见人心之“肝胆相照”，温世霖对李子珠的印象一以贯之。

继上次李子珠力主纳妾，意图将两位婢女荐为候选人后，温世霖再次予以婉拒。李子珠遂以大义相责，敦促温世霖认识到“一身所负之责任何其重大”，并劝其“宜为国家珍视与维护”。众多友人亦齐心协力，为温世霖寻觅佳偶。在兰州，他们曾与一位孀妇达成初步协议，然因对方不愿远嫁而作罢。于是，众人集资百金，委托解委在凉州代为寻觅佳丽。解委与于右任同是关中书院的学子，为人颇具骨气，慨然接受委托，并誓言“绝不辜负使命”。果不其然，他最终在凉州为温世霖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女子。今日回顾，纳妾之举与男女平等理念相悖，“为国家而纳妾”的说法亦显得过于夸大，但在当时，这却是一段流传甚广的佳话。

在兰州稍作停留之际，温世霖邂逅了陈克义，此人自称受孙逸仙之托，负责对他进行全程保护。然而，温世霖深知自己并无任何危险，无需董超、薛霸的保驾护航，于是婉拒了这位远道而来的“鲁智深”。他对一路相伴的各位解委赞不绝口，称“所遇各省解委，无不热心相助，故而天意庇佑，默默守护”。更有甘肃解委陪同他前往新疆，竟萌生了调往新疆任职，以便“时常相聚”的愿望。

在温世霖的《西行漫记》中，沿途所受的关照并不仅限于解委，地方官员同样给予了细致入微的关怀。尽管直隶总督向沿途各省的督抚发出严加防范的电令，但唯有西安、兰州等少数城市的官员真正执行了这一指令。正如《昆仑旅行日记》的编者高成鸢所言，温世霖在多数地方更像是一位巡视的官员，而非囚车中的囚犯。

温世霖这位钦犯，仿佛化身钦差，沿途受到彩旗飘扬、灯火辉煌的欢迎。他甚至能够凭借此身份，借势生威。在河南灵宝，一位解委大声呵斥地方差弁：“你这位老爷，岂是温大人能够得罪的！他在北京敢于斥责庆王爷，连摄政王都对他忌惮三分，难道你不想继续官场生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对于地方而言，所有来自中央、来自上层的，都拥有一定的权威，即便是钦犯，也常被视为传达天意的使者。更不用说，在法治缺失的环境中，钦犯转日可能变成钦差大臣，这样的可能性并非遥不可及，因此绝不可轻视。若能在他人困境中伸出援手，这无疑是一笔极具性价比的投资。

许多地方官员对温世霖的热情款待，并非源于投资考量，实则源于观念上的契合。在陕西华山，温世霖一行所居之处，室内陈设雅致而整洁，帘帐被褥皆为新制，更显华美。茶水点心，更是美味可口。更令温世霖感到惊讶的是，房间内还摆放着几本新颖的小说，“在这等偏僻之地，竟有如此新书，真可称得上是无价之宝”。知县为人豁达，思想新颖，其二弟在日本留学，本欲与温世霖相见，但受限于官场规矩，不便亲自露面，只得派人多次表达歉意。在陕西咸阳，知县与温世霖同乡，加之受友人之托，虽不便亲自现身，却委托下属热情款待。

不少官员亦不畏嫌疑。陕西临潼的知县张瑞玑便与温世霖共论革命往事，杯盏交错，谈笑风生。在分别之际，张瑞玑还慷慨赠予温世霖十二金，以备购置抵御寒冷的皮斗篷。温世霖赞誉他“言辞坦率，神采飞扬，毫无官场陋习，与我初次相见便如故交”。此评价与张瑞玑的思想立场密切相关。张瑞玑曾自述其为戊戌变法的党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同属会试同年，且为同乡，曾亲自前往菜市口为杨深秀收殓，并悉心照料其遗孤。若此言非虚，张瑞玑与杨深秀堪称忘年之交。杨深秀生于1849年，张瑞玑生于1872年，两人年龄相差竟达23岁。

温世霖对张瑞玑赞叹不已，称其：“在尘世繁杂的官场中，竟有此等人物，堪称铁骨铮铮，群贤之表率，令人肃然起敬。”两人的相会发生在1911年1月，十个月之后，张瑞玑发动起义，随后担任国会议员，逝世后，章太炎为他撰写了墓志铭。1998年，北岳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张瑞玑诗文集》，此书早在1988年便已自行印刷发行。

位于甘肃的安定县，在1914年更名定西县，并因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而声名远播。此地的县令，正是晚清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胞兄。他久候温世霖而不见，后因公务前往省城，尽管未能见面，仍叮嘱下属给予温世霖热情的接待。在离别之际，他还慷慨赠予二十四金，此数足以购置两件抵御严寒的皮制斗篷。刘春霖亦致信胞兄，特别嘱咐给予温世霖优待。在甘肃金县，即今天的榆中县，当地的知县与温世霖乃同窗之谊，且关系亲密。听闻温世霖将至，他提前在百里之外备好酒席以示欢迎，而自己则亲自出城六十里相迎，两人一见如故。离别之时，知县亦赠予温世霖十二金。其余各地官员的接待，亦是络绎不绝，难以一一枚举。

在流放之旅中，温世霖并未孤独如“西出阳关无故人”，反倒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他与那家破人亡的林冲迥异，更像那春风拂面的宋江，沿途遇到各色人等，无不纷纷下拜。抵达西安之际，陕西按察使因他门庭若市，特地设岗阻拦宾客。然而，访客们依旧络绎不绝，犹如无人之境。更有军官在除夕之夜赶到，面对岗兵的阻拦，他们挥舞马鞭，驱赶士兵，以此代表自己和同仁向温世霖献上川资，让人不禁联想到那位黑旋风李逵或是霹雳火秦明。

温世霖一路走来，尽享尊贵礼遇。据当时天津长芦盐务系统驻洛阳人员的一封家书披露，温世霖“未受任何刑具之苦，待遇优渥”，甚至享有“餐后擦拭用巾、漱口用具、茶点、瓜子”等礼遇——这样的待遇，恐怕今人唯有在“海底捞”这样的餐厅才能领略——因此，写信者不禁感叹：“我国此次对待犯人，待遇之优厚，前所未有。”如前所述，尽管在西安、兰州等地，温世霖的电报发送、访客会友的权利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犹如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禁令往往形同虚设，电报由友人代为发送，访客也常常不请自来。

最受打击的一次是在兰州。温世霖听说甘肃按察使“颇有气节”，于是登门拜访，对方拒不相见，并告诫“犯人温某不得随意外出，亦不得擅自求见。”温世霖愤然表示：“这是我生平首次遭受如此奇耻大辱。当时听闻此言，我怒火中烧，几乎要晕厥。”然而，后来他得知甘肃按察使之所以如此行事，实是受甘肃藩司的威慑，情绪这才逐渐平复。

此外，温世霖亦曾饱受生活的熬煎。特别是在新疆的旅途中，他险些命丧于肆虐的狂风之中，所住宿的居所里积水与马粪交织，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湿臭。夜间，寒风凛冽，冷彻肌骨，令他浑身颤抖。对这位出身世家的温世霖而言，这一切简直如同梦幻，他不禁感慨万分，痛苦之状难以用言语形容，仿佛置身于人间炼狱。

在《西行漫记》中，温世霖所遭遇的难题主要源于“天灾”。例如，他将某些地区称作“人间地狱”，那里草木难生，交通亦极为不便。尽管环境如此恶劣，但这样的困境并非地方官员有意制造。事实上，在条件允许时，温世霖所享受的待遇甚至超越了委员和解委，以及地方官员。

自直隶一路至洛阳，温世霖乘坐火车前行，然而铁路的尽头，他并未如林冲那般徒步跋涉。当自兰州启程之际，他所乘坐的车辆宽敞得宛如一间小屋，足以容纳五六人围坐一堂共进餐食，上下车时还需借助梯子。穿越嘉峪关后，夜幕降临，温世霖便在车内安顿。若是有心人，或许能据此推断出“房车”的雏形源于我国。他独享着这辆专车，而两名解委则不得不共用一辆，他们与其说是解委，不如说更像是他身边的随从。

在饮食方面，地方官员的盛情款待更是无需赘述，温世霖一行人几乎沿途品尝了各式各样的“农家乐”，自备的食物也是应有尽有。抵达西安后，同乡慷慨赠送了橘柚、鲍鱼、茶叶等佳品，而朋友则款待了一顿韭黄猪肉饺子，“美味至极，绝不逊色于故乡风味”。在陕西乾州，温世霖和解委享用完丰盛的晚餐后，煮起了酒酿，加入蛋清和白糖，味道醇厚，美不胜收。而在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马哨官赠送了鹿腿和鹿筋，这独特的风味初尝之下，竟异常甘美。在甘肃安定县，马哨官又赠予了一只羊羔，他们还买来了两只肥鸡，但由于身边没有调料，只得用盐简单烹煮。温世霖一边感叹这滋味香美，与众不同，一边却又觉得不够尽兴，因为饥饿之下的满足，不过是“饥者易为食”罢了。

于兰州之地，路途之后多为荒凉无人烟之境，因此需携带自给自足的食物。友人为温世霖预备了白米、小米、白面及鸡蛋等生活必需品，更甚者，还精心准备了腌肉、咸鱼、腊肠、火腿、洋酒、海参、熏鸡、卤鸭、咸菜等各式佳肴，可谓无所不备，用心周到至极。这使温世霖不禁想起，即使是在古代，柳宗元、韩愈、苏轼等文人被贬至边陲，亦未曾有过如此优待，心中不禁感慨万分，自嘲道“愧对前贤，心有不安”。临别之际，友人还特送上一品锅，为其践行。不久之后，温世霖于新疆哈密再度品尝到由军官赠送的一品锅，而当地官员在宴会上也特意准备鲫鱼，在水资源匮乏的西北，这已是难得的珍馐佳肴，“鲜美”二字不足以形容。哈密王更是将温世霖视为上宾，给予了隆重的款待。

食不厌精，饮亦求佳。温世霖对饮水之事亦颇讲究。自西安行来，他不禁感叹途中所遇皆非清泉，泡茶亦失风味，即便市售的瓶装京茶亦不过是粗劣之品。至甘肃安宁，其地水质咸涩，县署特供的“特供饮水”仅一缸，仅供县令与夫人独享，取水需往返两日。餐后，众人先以梨橘果腹，却未觉解渴，遂煮水而饮，虽觉甘美，但温世霖却认为，那只是“渴者易为饮”，因干渴而觉其味美。途经盐水河，煮茶并加梨枣调味，仍难以入口。尽管他们对水质多有抱怨，店主却跪地哀求，恳请他们留下点滴之水，因水在此地极为珍稀。无奈之下，温世霖一行唯有以川橘和冻梨来解一时之渴。

嘉庆年间，洪亮吉流放伊犁，一路作诗饮酒皆被封杀，只有出嘉峪关之后，才偶有动笔，但不谈国是，只谈山水。不可思议的是，温世霖是政治犯，却一路政治活动不断，不像是流放，更像是串联，“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此情此景，一方面得益于众多同乡情谊的助力，如津商曾随左宗棠入疆，在西北地区颇具影响力，若以“大同乡”论，其网络之广甚至涵盖五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众多志趣相投者的支持，尽管立宪主张尚不为世人所熟知，但在士绅阶层中已逐渐形成共识。在其《西行漫记》中，温世霖与天津商会、天津咨议局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初被流放之际，温世霖行至直隶保定，竟有逾两千名学子聚集车站，意图将其劫持。然而，火车并未在保定停靠，径自驶离。抵达河南开封后，河南咨议局议员及众多学生亦齐聚车站，纷纷劝留。温世霖当众发表演说，劝慰众人放他离去。众人纷纷解囊，共筹得八百余元，以供他途中之用。此后，资助温世霖川资者络绎不绝，更有甚者，甚至出现集资纳妾之举。

这位被钦定为犯人的他，在给友人写信时，力主“立宪应迅速筹备”，同时遍访旧友与新识，共商立宪之大计。抵达西安之际，他听闻直隶咨议局已向陕西咨议局发出电报，寻求关照。在西安，温世霖与几位同乡且志同道合者“畅谈国事，并讨论革命秘密组织的运作”。一位被官方定罪的政治犯，在流亡途中，却对立宪议题进行考察，与各方反对势力会面，商讨起义事宜，这一切听来宛如《天方夜谭》中的奇谈怪论。

尤其到新疆境内，天高皇帝远，温世霖不仅私下交流，更是获得公共言说的空间。在新疆奇台县的三天，温世霖发表三次演说。他到实业小学参观，教员率学生六十余人开欢迎会，请他做演说，“殊出意料之外”，此次温世霖就普及教育和救国图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在以商人为主的直隶同乡会、陕省同乡会上，温世霖就商战展开演讲，主张商会互相联络，同时还就主张“讲求自治，凡属公民选举权，万勿轻易放弃”。在新疆孚远县（今吉木萨尔县），群众围观没有发辫的温世霖，温世霖借机与他们交流，消除了他们对学堂的误会。温世霖感慨：“惜无人为之言说，以开通民智耳。”

林冲到了沧州，须吃一百杀威棒，行贿之后，才称病躲过。温世霖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知府却主动前来探望，并送来酒席。温世霖请示如何“管束”，知府让其休息数日，同时表示：“到了迪化即算完事。”新疆臬宪杨增新也表示：“既已到此，即无事了！”

在迪化逗留之际，“宾客如云，络绎不绝”。杨柳青商帮的领袖、归国留日的学子、以及各方官员纷纷涌至，不乏携带珍馐佳肴者。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请温七爷用餐尚可，若要宴饮，却非易事。”这是因为新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洋酒价格昂贵，啤酒每瓶需银二两，香槟酒大瓶者更是高达十四两”，每次宴请温世霖，洋酒的费用便需三四十金。

朋友为温世霖选择的新居更是胜过江南园林：“房外回廊环绕，院中花木扶疏，又有清渠，一道小桥通焉。窗对博克达山，山头终年积雪，每风雨晦明，云影山光，时时变幻，快人胸臆。可以修养，可以读书，虽终老于此，亦云幸矣。”此外，还有凉州女子作伴，红袖添香。在《昆仑旅行日记》的最后，温世霖写道：“从此闭户，埋头读书养气，静以待时而已。”

旅途中，温世霖至少两次与友人预测时局的转折点。一次是在西安，一位毕业于北洋大学、现任陕西高等学堂英文教习的同乡告诉他：“半年之后，成效将显著可见。届时，你抵达新疆，即可顺利返回。”另一次是在兰州，当甘肃解委李子珠被暂停职务时，温世霖断言：“预计三年之后，我们必将重振雄风，扬眉吐气。”

历经267年的古老帝国，竟在短短半年至三年间崩溃？他们的预测似乎过于乐观。然而，事实已然揭晓：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武昌起义爆发，随后温世霖重返天津。

温世霖被流放至新疆，旅途之上，非但未见孤寂与冷清，反倒是欢声笑语，觥筹交错。无论身处体制内外，人们对他的敬意如影随形。这一现象并非个别案例，日知会成员胡瑛亦不幸被捕，被判终身监禁。狱中的胡瑛如同流放中的温世霖。在范福潮所著的《“精神领袖”胡瑛》（发表于《南方周末》2011年6月2日）中，详细描绘了这一段历史：胡瑛在狱中接待各路宾客，饮酒畅谈，共商党事，甚至与狱卒之女谈情说爱；其他监狱中的同案犯亦多相似，监狱仿佛成了“俱乐部”，志同道合者络绎不绝，狱卒亦殷勤备至，送茶送水，不仅经济上得以保障，更得以资助贫困学生。若是遇到同志商谈要事，胡瑛甚至可在夜间私自出狱。

河南解委在灵宝借用温世霖“钦犯”的名头，斥责地方差弁，是为了向县官索贿，形成惯例之后，此后各地地方官须按照这个标准行事。事后这名解委要给温世霖白银二两四钱、洋烛一包、茶叶一包作为感谢，温世霖坚辞，感慨：“官场腐败至此，国家怎能不衰？”通过流放的经历，温世霖揭示了“所有差事表面上由地方官负责供给，实则多为征敛民脂民膏、车辆”，并且官员们还私吞公款。以钦犯经过为例，实际开支不过二三十串大钱，而地方官员却向民众索要二三百串，差额达到十倍以上。

温世霖一路所享，尽是海底捞式的优待，然而这一切，都是以地方官吏对民间的数倍压榨为代价。甘肃安西州官员因无力供应温世霖一行，竟至“避之唯恐不及”，此情此景，在温世霖眼中，成了“一大笑谈”。新疆哈密每年均需如岭南献上荔枝般，向西太后进贡哈密瓜，可谓是“一骑红尘太后笑，无人知是瓜来”；每三年，还需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贡，除了西瓜、骏马等贡品，还需筹备五千两赏银，以供贿赂之用。哈密王的女婿因疲于应对官员的征收，终至“忧劳成疾，精神失常”，即便多方医治，亦无良效。

“京中大臣取于外省之大吏，各省大吏取给于地方官，地方官乃竭民脂民膏以奉之。官如是，政如是，欲国不亡，得乎！”温世霖这样写道。这不是一家之见，陕西“张麻子”临潼知县张瑞玑甚至比他还要激进。这位潜伏的戊戌党人，本来想走体制内路线，造福一方，但他就任之后意识到此路不通。在《红楼梦》里，柳湘莲说“宁国府中，唯那两尊石狮子尚且干净，其余猫狗皆不洁。”陕西“张麻子”亦言：“（县衙之中）数百人之薪俸，无一非扰民之资。唯有衙前那对石狮子，无需养活，亦不扰民。”在与温世霖的深入交谈中，张瑞玑屡次拍案而起，高呼：“非大革命不足以救国！”

当朝野上下均深知变革之必要，帝国之黄昏亦随之降临。然而，新疆迪化的那处“豪华无敌山景房”，温世霖未能尽情享受多久便离去了，今日回顾，更显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