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搬迁风波：35只窃听器揭旧怨新仇

1985年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搬迁风波：三十五只“自家货”窃听器背后的旧账新仇

一九八五年春天，地中海边的地拉那城头还飘着湿冷的雾气。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那会儿正折腾着搬家。原本老馆子离市中心不远，周围就是政府机关、文化宫啥的。可突然有一天，阿方递了张公文，说是要修缮，让中方赶紧收拾东西去新址。

郗照明，那时刚上任没多久的大使，一脸狐疑。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对方催得急，我们心里打鼓。”其实外交圈里都清楚，这种事多半不是为了修房子那么简单。

新馆在城市边缘，一片叫克鲁雅路的小区，当地司机说那地方以前是个葡萄园，还没完全开发好，晚上黑灯瞎火，有时候还能闻到下水道味儿。中国工作人员一进门就发现问题：水管生锈、插座松动、电线乱搭。有个姓刘的厨师说，“厨房连煤气灶都装不上，只能烧柴。”

这事搁现在肯定得发朋友圈吐槽，但当时只能硬着头皮干活。工人们花了半年时间把房子勉强弄顺溜点，还自己从国内带来些电料零件凑合用。

忙完这些，大伙正准备喘口气，却有人提议再做次安全检查。这建议最早是保密员老马提出来，他以前在新疆当过兵，对这种事特别敏感。他说：“越是关系尴尬的时候，小动作越多。”于是国内专门派了检查组飞过来，用仪器扫了一遍，又拿螺丝刀敲敲打打，在墙角、吊顶和暖气管附近转悠。

有天傍晚快下班时，一个年轻小伙王磊（化名）发现机要室墙根处有根细塑料管，不像给水也不像走线。他顺手扒开石灰层，一挖到底——咔嚓！一个指甲盖大的黑盒露出来，上面赫然印着“上海无线电厂制造”。众人一愣，以为是谁落下的小玩意，再仔细看才反应过来，这竟然是一枚窃听器！

接下来几天，他们像淘金似的一点点刨开各个重点房间的墙体，每找到一个，就有人念出标签，“广州电子配件”、“天津无线”，全都是熟悉不过的名字。一共挖出了三十五只，全标“中国制造”。

按理说，这些设备八成来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援助时期送过去的大批通信材料。有位懂行的工程师私底下分析：“估计他们用我们支援过去的小零件改装后反用回来，也算物尽其用了。”

其实早些年两国关系确实铁得很。从1961年开始，中国每年往阿尔巴尼亚运粮食、拖拉机，还有军服布匹。我爸当初就在外贸公司跑业务，他记得1972年的时候，为了给阿国建一家纺织厂，公司连夜加班熬红眼。“他们国家小，人手不够，我们还帮培训技术员，”他说，“结果几年后闹掰，他们居然防起我们来了。”

事情变味是在七十年代末。当时霍查掌权已久，对苏联翻脸后又和西欧美国互相瞪眼。本以为跟中国能一直亲近，可等到北京和华盛顿握手言欢，霍查觉得被晾在了一边。据《世界知识》杂志1980年第6期记载，那段时间阿方媒体经常发表措辞激烈的小册子，把“三世界理论”骂作投降主义，说什么“昔日朋友今日敌”。

到了1978年，中国停止所有经济援助，据传双方谈判桌上甚至出现摔杯子的场面。从此以后，两国官方往来基本停滞，只剩必要场合互致问候。有一次我叔叔陪同代表团去参加国际会议，会场遇见几个阿尔巴尼亚官员，对面笑容僵硬，说话滴水不漏。据他讲，“彼此寒暄完，各自转身就走，都怕多聊一句惹麻烦。”

再回到85年的大使馆现场。当最后一只窃听器被拆下来放进铁盒封存，有人悄声嘀咕：“这玩意摆明就是想栽赃啊，要真泄密，还能怪到我们自己头上？”也有人半开玩笑道：“你看这些标签，比市场上的假冒货还逼真！”

后来相关情况报回北京，没有公开闹大，只是在内部加强安检流程，并提醒驻外人员提高警觉。这类事件其实并不少见，据曾任外交部档案局副局长李士林2013年的访谈披露，上世纪70-80年代，多数东欧国家都有类似操作，只不过规模大小不同罢了。

倒霉的是普通员工。有位负责通讯保障的小李，因为排查线路累出腰伤，好几个月才缓过劲儿。他至今逢人便唠叨一句土话——“亲兄弟明算账，隔夜饭别乱吃”，意思差不多就是防备心不能丢。

至于那些拆下来的窃听器，现在据说还有两三个留存在某档案室做教学样品，其余全数销毁。不少年轻外交官入职培训都会看到照片教材，上面红色字迹依稀可辨，让人大跌眼镜又哭笑不得。

至于霍查本人，在事件发生后不到半年便因病去世。《人民日报》1985年底的一则简讯称，新领导人拉米兹·阿利亚逐步调整政策，但对华态度始终谨慎疏远。一晃几十年过去，如今街头巷尾还能偶遇当年来华留学归来的老人，他们讲起那个时代，总会摇摇头感慨命运无常——毕竟，从兄弟变陌路，不过短短二十载光景而已。

前阵子表妹旅游回来带了一瓶当地葡萄酒，她指着包装袋上的地图问我，“你觉得这个地方穷吗？”我想起新闻里的数据：2023年前三季度GDP总量不到200亿美元，人均收入比不上浙江温州郊区农民工。但谁又知道呢？历史拐弯处总藏玄机，也许哪天克鲁雅路旧址又会换上一块新牌匾，到底有没有人在里面偷听，也只有老鼠知道吧……

内容来自公开资料与个人见解，仅供学习交流，不构成定论或权威史实参考。

信源：《世界知识》杂志1980年第6期、《人民日报》1985年底简讯、李士林访谈录等综合整理。如需进一步考证，请参阅相关历史档案及口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