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谈苏联“财富积累”真相

在这长达七十年的时光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如同盘踞在骨节间的毒瘤，始终难以彻底根除。

苏联七十年的腐败历史，为后世敲响了深刻的历史警钟。

01

列宁时代：

防特权，但已泛滥。

通常，在政权初立之时，国家面貌焕然一新，必然步入一段奋发图强、励精图治的征程，此时腐败现象相对较为罕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自列宁时代起，苏联（即现在的俄罗斯）的腐败问题就已广泛蔓延，变得相当普遍。

据调查，高达47.8%至71.2%的管理人员涉嫌挪用公款。

在1918年至1920年这一时期，苏联（当时称为俄国）在应对外国武装的干涉以及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打压之下，被迫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该政策废止了货币流通和自由市场经济，转而将所有资源纳入国家统一的管理与分配体系。鉴于当时形势的紧迫性，大规模的腐败现象也随之滋生。

1921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再度实施，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得以恢复流通，但与此同时，腐败现象的规模亦呈现出迅猛扩张的态势。

依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公开的绝密档案资料，1921年共审理了69,641起贪污贿赂案件，以及32,177起职务犯罪案件；进入1922年，贪污贿赂案件数量上升至32,587起，而职务犯罪案件则相应减少至14,887起。

实际上，自1920年俄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来，与会代表们就对党内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表达了深切的不满。他们毫无保留地直言：“此事早已不是秘密”，“中央与地方的高级党员干部的奢华举动，与那些久经世故的资产阶级人士并无二致，工人和农民虽然心怀不满，却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本文所列腐败现象，包括但不限于公务车辆的不当使用、住房分配过程中的舞弊行为、餐饮业内的腐败问题、医疗领域的贪污腐败、贪污受贿的恶劣行径、权钱交易的丑恶景象，以及公款挪用等。

1923年11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对此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在众多托拉斯与机关中，购置汽车往往被置于首位，然而这些车辆却频繁地被个别人用于私人出行，甚至处理私人事务。”

1923年十月，俄共中央发布了一则《关于抵制浪费》的通告信，信中深入揭示了地方及部门领导层中广泛存在的腐败问题。这些腐败行为包括“陪同四人骑赛马”、“私宅装修过度奢华”、“餐馆消费开支庞大”以及“参与赌博”等。

1923年3月，捷尔任斯基愤慨地指出，党内医疗领域的腐败已恶化至一种难以容忍的地步。

“目前，我们的疗养机构主要接待哪些人士？哪些人享有优先入住权？答案颇令人啼笑皆非，那就是那些被誉为共产党员的苏维埃妇女。她们中有不少人在疗养院中度过半年，而工人阶级则因疾病而日渐虚弱”，“在政府官员中，出国就医已变得司空见惯，尤其是前往德国治疗，甚至有些不惜将家人一同带往。”

在农业合作社的基层网络中，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中，高达47.8%至71.2%者涉嫌卷入挪用和侵吞公款的丑闻。这一令人震惊的数据充分暴露了腐败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

2. 尽管对干部的薪酬管理实施了严格的规定，然而，工资问题之外，腐败之疾已如病毒般迅速扩散，肆虐成灾。

自然，高层也并非未曾推出针对反腐败的预防措施。

自十月革命的成功宣告以来，列宁便对领导干部的薪酬与福利制定了严苛的规定，明确规定所有公职人员的薪资不得突破熟练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准。

列宁以身作则，身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年薪不过区区500旧卢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铁路工人的最高薪酬高达510旧卢布。

于1919年确立的35级工资制度中，党政高级官员的薪资水平明显低于工人的最高薪酬。至1922年，该工资体系精简为17级。鉴于当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生活条件极端困苦，苏共作出决定，动用党费资金，旨在提升15325位党领导干部的薪酬水平及物质生活保障。此外，明确规定，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不得超出17级工资标准的1.5倍。

然而，症结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便不再仅以工资为生，与此同时，那些享有特殊优待的领导干部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却愈发加深。

典型如住房。

1918年，列宁颁布了一项指令，明文规定分配给“人民委员”的住宅，家庭成员的居住面积不应超过一间。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独自占据了整整一层楼的宽敞空间。

诚然，在房间数量上，莫洛托夫同志并未超越常规，然而他们的居所空间却异常宽敞，再加上家中有众多成员，包括家仆在内。

在广大民众之中，绝大多数家庭仍旧保留着两三代人同住一室的生活方式，这些居所通常仅用床单和窗帘进行简单的分隔，从而构成了一个狭小的“住房公社”。

自1921年腐败之风肆虐以来，当局便积极着手实施补救措施。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建立起众多专门针对打击贪污受贿现象的机构。

然而，成效似乎并不显著。根据苏维埃的法律文献，社会主义社会本应杜绝犯罪与受贿现象，此类罪恶唯有在旧有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才能滋生。

在反贪腐斗争的全过程中，广泛运用了“阶级方法的理论”来处置犯罪分子，众多贪污犯仅凭其无产阶级出身，便在审判环节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官方声明明确指出，“截至1923年底，大规模的受贿现象已然绝迹”，然而，依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契卡的档案资料揭露，职务犯罪与公款滥用的状况实则呈现出加剧的趋势。

02

斯大林时代：

干部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虽然列宁时代官僚们集体滑向腐败不可阻遏，但至少在公开的政策层面，当局对官僚们的特权腐败是深恶痛绝的。

在斯大林执掌政权期间，竟然公然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主流方向，将官僚阶层所拥有的特权与腐败现象制度化并赋予其合法性。

1. 领袖身陷堕落，竟向高级干部分发“钱袋”以行贿，由此引发干部阶层特权与腐败现象的扩散与猖獗。

随着列宁病情的加剧，他已无力继续担负领导重任，斯大林便利用手中权力，创设了“官僚等级名录制”。通过这一机制，斯大林精心构建了一套旨在赋予领导干部特殊待遇的严密体系。

在这种体制下孕育出的官僚特权阶层，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了斯大林模式的坚定拥护者；而斯大林本人，亦相应地成为了这一特殊利益集团的忠实捍卫者。

在斯大林时代，这一官僚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主要包括：

1. 宅第权。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普遍拥有多座别墅，其价值各异，低者不过数十万卢布，而高者甚至超过百万卢布。

名山大川、秀美景致、海畔美景与消暑胜地，无不沦陷于各级官员私人宅邸的掌控之下。

2. 特供权。

各级党政机关普遍配备了专属的内部设施，诸如商场、食堂以及冷库等，这些设施根据官员的职务级别和地位高低，提供相应的特供服务。

持有特供凭证的顾客，能够在特供店中挑选到品质优良且价格公道的各类主副食品及其他商品，这些商品往往是普通消费者只能仰望却难以触及的珍品。

苏联特供店

3. 特教权。

无论是对高级官员的子女，抑或是在幼儿园至大学的不同教育阶段，都设有专门的培养机构或保送入学的特别机制。

高级军官子女入读军事院校。

4. 特继权。

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往往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为子女购置高档住宅与豪华别墅，从而让他们得以终身享受。

5. 特卫权。

用于高级领导层的开销已飙升至难以计数的境地。仅是维持其日常生活的豪华别墅和私人居所所需的各类服务人员及安保团队的年度费用，便动辄数百万卢布，有时甚至超过千万卢布的门槛。

6. 特支权。

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设立了一项专属账户，该账户的持有人拥有不受限制的提款权限。

斯大林对干部纵容腐败及赋予其特权的行为，毫无顾忌，其显露出的态度坦率至极，尽显其不加掩饰的真面目。

在列宁时期，对于特权与腐败现象的痛恨之情深刻且鲜明，然而，到了斯大林时代，这种态度已荡然无存，甚至连其踪迹都难以寻觅。

譬如：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高级官员们除了获得官方规定的薪水外，还额外收到一个盛满现金的大信封，这便是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

莫洛托夫后来说：

“我目前还无法确切透露具体的薪酬金额，该数值已经经历了几次调整。”

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推行了所谓的“钱袋制”。这种制度通过严密封装的小包，向军方及党的领导层输送了巨额资金。

诚然，此言并非全然无误。数字的庞大程度，早已超越了常理的范畴。对此，我并无异议，因为我并无资格对之提出任何质疑。

斯大林亲自裁定“钱袋”中的资金分配及其接受者的人选。自然，那些领取“信封”的人员必须严格保守秘密，若稍有泄露，必将遭受严厉的惩责。

至于斯大林此举的动机，格·阿·阿尔巴托夫在其所著《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进行了详尽的剖析。

“我深信，此举无疑是斯大林刻意推行的策略，其目的在于侵蚀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高级管理层，使他们陷入一个精心布设的连环陷阱之中。”

此乃一条路径，其本质在于借助贿赂等直接手段，并灌输一种观念：一旦失去官职，便等同于失去特权、自由乃至生命。如此，旨在确保官员们无条件服从，并自发投身于对个人崇拜的狂热崇拜之中。

高层领导者道德沦丧至此，其恶劣影响如同滚雪球般蔓延，导致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日益加剧，其严重性显而易见。

1935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抵达莫斯科，眼前的景象让他深感震撼。他亲眼见证了被誉为“伟大无产阶级作家”的高尔基，却陷入了一种深重的特权与腐败的漩涡。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仆役竟多达四五十人。

罗曼·罗兰感慨道：

身为国家和民族的坚定守护者，我们英勇的共产党人队伍及其杰出领导者正竭尽全力，塑造自身成为一支独特的阶级力量。

然而，大众依旧在为争得一片面包与一缕清新的空气（住房）而陷入艰辛的抗争。

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叶利钦对斯大林时代盛行的特权与腐败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随着您在职业阶梯上不断攀登，您所获得的福利和资源也将日益丰厚……

登临党的权力金字塔之巅，便意味着拥有了一切——您将踏入共产主义的神圣殿堂。然而，共产主义可能仅仅在某些单一的国家里，成为那些掌握权力的少数派得以实现的理想。

2. 领导干部们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民众的居住环境，甚至难以与沙皇时代的标准相提并论。

住房腐败堪称斯大林时期领导干部特权腐败的生动写照。

十月革命结束后，领导干部与广大民众曾一同生活在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之中。然而，步入列宁时代晚期，领导干部们开始滥用特权，纷纷搬离“住房公社”，转而居住于独栋住宅。这种趋势在斯大林时代达到了顶峰，其影响深远，堪称翻天覆地。

1926年，一项针对苏联全体居民的调查揭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不过区区5.9平方米。然而，斯大林的一位昔日同僚——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仆，其居住的住所面积竟高达20平方米以上。

更不用说在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多数市民家庭所居之处，连最基本的生活便利设施都未具备，诸如厕所与浴室；相较之下，领导干部的住所却普遍配备了汽车库、电影院、专属商店、医疗设备，以及各不相同的服务团队。

在住房领域，民众最感愤慨的，无疑是领导干部群体中广泛存在的“贵族别墅”现象。

苏联地域广阔，别墅并非稀奇之物，普通民众亦不乏在郊外购置一小块土地，用以建造简易的木屋或庭院，此类居所亦被俗称为别墅。然而，与普通民众的“别墅”相较，官员们的“贵族别墅”则显得差距悬殊。

与独立式住宅相似，“贵族别墅”亦遵循着严苛的等级制度，官位越高，其别墅所居之地与配套设施也就越发精良。这些“贵族别墅”均属于国家所有，其维修与保养事宜亦由国家全权负责。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等我国领导人，其私邸无不彰显着极致的豪华气派。

这座别墅内铺陈着厚实的地毯，四周展示着各式珍宝，包括源自高加索的金银器皿、珍稀瓷器，以及以碧石为材质的精致高脚盘。此外，还有象牙雕刻的精美工艺品，以及来自印度的丝绸、波斯的织毯，以及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地的多元手工艺品。

伏罗希洛夫广受他人馈赠骏马，诸如米高扬，他亦在自家的别墅中悠然驰骋。这些别墅逐渐蜕变为富贵之地，周边环绕着花园、温室，以及宽敞的马厩，而这些豪华设施的开销，自然是由国库悉数承担。

在斯大林执政的年代，我国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高级官员们，纷纷动用国家资金，在各自行政级别下的疗养区大规模进行工程建设，构筑起一栋栋豪华的别墅。

这些奢华别墅不仅拥有私家花园、马厩，以及专为种植各类蔬菜和水果而设的温室，更配备了台球室、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以及日光浴场，甚至设有专用的私人影院。每一栋所谓的“贵族别墅”均配备了众多由国家财政资助的“服务人员”。

斯大林时期，领导干部们过着典范的别墅生活，白昼或是悠游碧波之上，或是划动轻舟泛舟湖上，亦或是在网球场挥汗如雨，夜晚则投身于排球比赛的激情、台球的较量，或是沉浸在欣赏佳片带来的愉悦时光中。

所谓的“平民别墅”甚至无法确保最基本的自来水供应，更别提那些在城市中排队等候分配住房的普通民众了。

1925年，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的苏维埃辖区内，每月约有2.7万名民众排队等候住房分配。然而，真正得到住房分配的，寥寥无几，仅有50至60人。

于赫鲁晓夫所著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他曾如此记载：

“当年我二十岁，正值沙皇统治的时代，作为一名技术工人，我迅速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居所。那套住宅设施齐全，包括会客室、厨房、卧室以及餐室。”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每当回忆起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作为工人所经历的种种，我竟然惊讶地发现，那时的居住环境实际上比如今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工友们更为优越。这一发现不禁让我感慨万分，心中充满了惋惜之情。

“历经艰苦斗争，我们终将君主制与资产阶级的枷锁摧毁，拥抱了自由的新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相较于昔日，民众的居住条件却呈现恶化趋势。”

在历经数十载的革命胜利之后，民众的日常生活却反而比沙皇统治时期更为艰辛。赫鲁晓夫的这一言论，无疑深刻地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

03

赫鲁晓夫时代：

首次打击干部特权腐败。

在赫鲁晓夫掌权时期，他试图抑制斯大林时代盛行的干部特权和腐败之风，但最终未能如愿以偿。他自己也因为遭到了那些不愿放弃特权、沉溺于腐败的官僚集团的强烈抵制，最终被迫离开了领导岗位。

废除官僚特权，推行干部任期制。

赫鲁晓夫上台后，果断对斯大林所建立的干部特权与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积极反击。在他的坚定命令下，一系列官僚特权的取消得以实现，这其中包括了“信封制度”的终结、免费早餐与午餐的停止、免费别墅的取消以及专用汽车的禁用。

斯大林时代，官员们的薪资也经历了显著的缩减。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为例，其原先的薪酬高达15000旧卢布，随后骤降至5000旧卢布。即便如此，这个工资数额依旧颇为丰厚——那个时期，工人的最低月薪通常仅在300至350旧卢布之间。

然而，这些举措尚无法完全根除干部特权与腐败现象——列宁时代便是这一论断的明证。尽管那些官僚特权在当时被视为违法，但它们依旧根深蒂固，难以撼动。有鉴于此，赫鲁晓夫采取了不同寻常的策略，即所谓的“釜底抽薪”，通过推行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来实施改革。

苏共22大改革决议称：

为吸引更多杰出人才加入领导行列，同时有力遏制部分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现象，党明确提出，对领导机关成员实施定期轮换成为当务之急。

苏共22大新党章规定：

在例行选举周期中，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更新比例不得低于四分之一，而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级委员会的成员更新比例至少应为三分之一。至于专区、市级、区级委员会以及基层党委会的成员，其更替率应达到一半以上。同时，任何成员的任期不得超过连续三届。

官僚特权与腐败现象往往与所担任的职位息息相关，一旦失去职位，随之而来的便是丧失了享有特权与腐败的资格。

因此，赫鲁晓夫所提出的任期制与轮岗制度，实际上是对官僚阶层既得利益的重大冲击，激起了他们深切的恐慌与强烈的不满。

在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中，他描绘了赫鲁晓夫对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特权与腐败现象展开的一系列坚决而有力的整治行动。

赫鲁晓夫首度向特权发起了挑战，这一举措并非源于基层的压力，而是他基于个人意愿所主动采取的行动。

步入中央机关的门槛（1964年），我察觉到那些资深的工作人员心中尚存波澜，他们因部分特权丧失而引发的波澜尚未平息，尚未从那场冲击的余波中完全复原。

这些机关职员将取消的特权戏谑地称为“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这一称呼巧妙地沿用了“斯大林的十次打击”的名号（指的是1943年至1944年期间发起的十次规模空前的战役）。

当时，负责人员不慎遗失了众多物品，包括“钱袋”、免费早餐，更有甚者，放弃了免费的别墅以及专用的汽车等。

最终，这些失去了特权的官僚集团，坚定地宣誓要驱逐赫鲁晓夫，进而转变为勃列日涅夫的“政治伙伴”。

04

勃列日涅夫时代：

苏共干部黄金期

勃列日涅夫的顺利掌权，主要得益于赫鲁晓夫时代那些曾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鼎力支持；作为对他们贡献的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腐败优势。

不仅全面恢复了赫鲁晓夫所废除的干部特权，更在此基础之上新增了多项特权内容。

1964年，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其首要任务便是从赫鲁晓夫的错误中汲取经验。他不仅全面恢复了赫鲁晓夫时期被取消或限制的诸多干部特权，还顺应官僚阶层的需求，取消了干部的任期制与轮换制。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推行的干部轮换制提出批评，认为其“对干部个人极不公正”，并郑重承诺将“坚决捍卫对干部的尊重”。

自勃列日涅夫掌权以来，在苏共第23次至第26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连续任职比例实际上已攀升至惊人的90%。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我国高层干部队伍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稳定性”，众多干部在关键岗位上一待便是十余年，甚至更长，这一现象催生了“老人政治”与“帮派政治”的广泛蔓延。

例如，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掌权超过20载，该国党派、政府、经济以及司法体系均充斥着他的亲信。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其亲属竟达1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仅恢复了赫鲁晓夫时期被取消的高级干部特权，而且进一步增设了多项新的特权。

事实上，一个庞大的体系已然形成。其管理权限由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员、医疗领域的优秀干部，以及克格勃第九局的特定部门所执掌。

“食疗餐厅”的客流量显著攀升，吸引了众多精英人士。按照规定，能够在此餐厅用餐的，涵盖了资深顾问、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各部委的高级职员、知名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各界翘楚。正因汇聚了如此众多杰出人士，餐厅的用餐人数呈现出迅猛增长的趋势。

当时，此类餐厅与内部商店已遍布于众多共和国的首都及众多大城市。

自1965年起，官员专用的车辆数量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与此同时，别墅建造的规模亦日渐扩大。那些往日的简朴小木屋，如今已被由砖瓦建造、设施齐全的两层楼别墅所取代。高级官员们得以享受在郊外全年无休的居住生活。

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正不断进行改革，期间涌现了众多全新的中央级专业医疗机构、疗养院与休养所。员工们因所任职位之故，有时甚至得益于领导的青睐，得以享受到各式特权的优待。

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尽管制度层面上特权与腐败似乎显得合情合理，但斯大林本人所采用的统治手法却是极端的高压与残酷，这导致众多高级官员长期生活在一种压抑而恐怖的政治氛围中。

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干部轮换的政策让众多高级官员心生忧虑，他们时刻担心自己会被从那宛如世外桃源的豪华别墅中逐出。

在勃列日涅夫执掌权力的时期，干部阶层得以卸去沉重的责任，步入了他们享有特权与滋生腐败的辉煌岁月。

2. 勃列日涅夫挺身而出，坚决站在了反腐斗争的最前列。

与斯大林步调一致，勃列日涅夫亦始终站在反腐斗争的最前线。

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干部，老下级、老部下，如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下属，纷纷到勃氏身边谋求新职位，借以牟利。

面对这些下属及其亲族的贪污行为——特别是勃氏的子女及其女婿所涉及的——勃氏一贯采取了一种佯装不知、默不作声的处理方式。

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在短短十年间便从一名普通民警跃升至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高位。然而，在1976年至1982年期间，他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此行为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驸马案”轩然大波。尽管如此，直到勃氏去世，丘尔巴诺夫才最终站在了审判台上。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苏共的各级官员，包括众多市委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以及中央委员，纷纷卷入了一系列不光彩的交易和勾结事件。

高层领导间的勾结与权力滥用，以及贪污受贿等不法行为，屡见不鲜。然而，除了个别情况外，大多数腐败案发于勃氏逝世之后，方才逐渐揭露于世。

勃氏的贪婪在这股腐败的浪潮中，展现出显著的“示范”与“引领”作用。面对源源不断的珍贵礼品，勃氏几乎来者不拒，逐一接纳。

例如，勃氏曾在阿塞拜疆开展访问之旅，那里共产党的一把手赠与他一座由纯金铸就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而在格鲁吉亚的考察之旅中，他则喜获一把俄制黄金茶炉。1976年，勃氏迎来了自己的70岁华诞，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了一股空前的送礼热潮。

他荣幸地接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领导所赠予的丰厚且贵重的礼物，其中，雅库特州委赠送了一件工艺精湛的巧伦杯。此杯选用罕见的毛象牙精雕细琢而成，专为饮用马奶而设计。杯身之上，点缀着12朵由超过12克拉的天然钻石精心雕刻的玫瑰花，更显其超凡脱俗的韵味。

1982年，勃氏重返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亿万电视观众的目光紧紧追随，他现场荣幸地接受了阿塞拜疆共产党总书记所赠予的十六条宝石项链。

勃氏将腐败的丑态公之于众，在诸多外交公开场合，多次接受来自西方各国首脑赠送的豪华座驾。

05

戈尔巴乔夫时代：

腐败环境下经济改革难逃悲剧。

戈尔巴乔夫登基之初，便正式掀开了经济体制变革的大幕。但伴随着自由化经济政策的实施，干部队伍中久存的不正之风也日益暴露，二者交织之下，其影响显而易见。

对特权腐败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经济改革最终沦为贪腐狂欢

在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掌之后，苏联进入了戈尔巴乔夫的时代。

戈氏执掌政权以来，积极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然而在应对干部特权阶层腐败现象上，却未能实施切实有效的整改策略。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众多特权，时至今日，多数仍得以延续。由此引发的后果是：

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持续深化，官僚特权阶层利用监管盲区的便利，迅速将手中掌握的管理权转化为经营权，进而将自己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蜕变为财富的实际掌控者。

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

在苏联的历史长河中，所谓的“共青团经济”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应运而生，并依托于特权与腐败的土壤迅速扩张。随着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解体，这些经济实体逐渐转型为股份制企业，众多部长们亦随之华丽转身，成为这些新兴公司的掌舵者。而股份的分配，则主要集中于部门领导层的私囊之中。

概而言之，改革前夕，那些担任管理职位的个人，随着改革大潮的涌动，蜕变为掌控者和所有者。这一转变见证了“国家公务员、党的干部、共青团骨干”这一群体，他们迅速崛起，成为俄罗斯最早的商业领袖、1990年代初期的首批百万富翁，以及人们口中的“新俄罗斯人”。

自然，戈尔巴乔夫并非未曾努力阻止改革趋势的下滑，他亦深刻记取了赫鲁晓夫因特权阶层联合施压而被迫下台的教训，因而果断施行了一系列迅速而果断的措施，频繁且大规模地替换了那些反对改革的党政官员。

然而，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干部中特权与腐败现象已普遍蔓延，仅仅更换人员已不足以根除这一积弊。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终以失利告终，叶利钦则凭借其鲜明反对特权与腐败的旗帜，顺利登上了俄罗斯总统的职位，这一切并非巧合。

结语：

葬礼致富的政党

有一种说法：

“苏共堪称史上独一无二，即便在其告别仪式上，也奇迹般地实现了财富的累积。”

此言，可谓对苏联长达七十年之久的腐败历史做出了最为精确的概括，亦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警鉴。

自1922年始，苏联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之上，屹立了整整七十余载。